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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摘要：我国防治农业害虫的历史 ， 至少可以上溯到周代。《诗经》中曾经提到螟、螽【zhōng】、螣【téng】、贼等近二大种虫名 ，《周礼·秋官》纪录有多种专管治虫的官职，《管子· 度地》则把除虫列为五项国家急务之年。 可见早在春秋战国以前， 我国已广泛举行农业害虫的防治事情了。数千年来， 在恒久的实践中逐步缔造和积累了许多名贵的履历， 其防治方法， 大致有如下五种：一、人工防治包罗人力扑打、捕捉、烧杀和饵诱。
我国防治农业害虫的历史 ， 至少可以上溯到周代。《诗经》中曾经提到螟、螽【zhōng】、螣【téng】、贼等近二大种虫名 ，《周礼·秋官》纪录有多种专管治虫的官职，《管子· 度地》则把除虫列为五项国家急务之年。
可见早在春秋战国以前， 我国已广泛举行农业害虫的防治事情了。数千年来， 在恒久的实践中逐步缔造和积累了许多名贵的履历， 其防治方法， 大致有如下五种：一、人工防治包罗人力扑打、捕捉、烧杀和饵诱。扑打：公元前三世纪时《吕氏春秋·不屈 》提到 “ 蝗螟，农民得而杀之 ” ， 惋惜没有说明杀虫的详细方法 ，预计主要是靠人力扑打。
公元前一世纪的 《汜胜之书》认为 ， 麦种中如有白鱼， 就要 “ 扬治之 ” ， 《汉书·平帝纪》纪录 ， 元始二年 (公元二年 ) 曾派使者捕蝗，人们捕得蝗虫交给官府，可按捕捉数量给钱奖励，这是大规模人工捕蝗 的最早纪录。东汉王充《论衡·顺鼓》篇首次纪录用掘沟阻隔，驱蝗入沟，聚而歼之的开沟除蝗法。汉以后古书中关于人工扑打的纪录更多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人们逐步注意到掌握防除的时机，例如对蝗虫的防除， 周 煮《敬筹除蜻灭种疏》认为 “ 捕蝗不如捕蜻 (若虫)，捕蛹不如灭种 (掘卵 ) ”。
《捕蝗要法》引李秘园《捕蝗记》认为一天之中也要抓住蝗虫三不飞， 即“早晨沾露不飞，日午交媾不飞， 日暮群聚不飞” 的时机举行扑打。蒲松龄《农蚕经》 也强调 “子房(粘虫)之害， 惟除子之法最捷最易，用力少而见功多”。图 1[捕蝻孳图]烧杀：我国最早的训话书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都有螽字 ，从火，从虫(众虫)，或许是以火焚 虫会意。
《诗经·大田》篇中在谈到除虫时也特别提到“病畀炎火”。或许烧杀害虫的方法，在周幽王 (前781至前771) 时已经广泛接纳了。《齐民要术·种枣篇》提到用火遍照桑树、果树之下，可免虫灾，唐代姚崇曾接纳火焚和掘坑相联合的方法除蝗 ，收到显著的效果。
清代《捕蝗要诀》等书不光总结出火烧方法应当晚上举行，而且指出“无月时则投扑方多” 的履历。在民间，许多地方至今仍盛行着 “人人一把火 ，螟虫无处躲”的农谚，说明用火烧方法防除趋光性较强的害虫， 是很有功效的。饵诱：用饵诱方法除虫的纪录，首见于《齐民要术·种瓜》篇 ，书中引用汉代崔实的话， 说是用包过祭品的草把之类，放置瓜田四角，可以诱杀瓜中之虫。
贾思勰本人则主张用带髓 的牛羊骨放置瓜苗左右，引蚁附骨后拾而弃之，重复数次则蚁害可除。二、 农业防治有意识地联合或调整农业栽培技术措施， 以缔造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而倒霉于害虫繁殖的情况条件，从而到达制止或抑制虫害的目的。深耕翻土：《吕氏春秋·任地》认为，深耕可以收到“大草不生，又无螟蜮”的效果。
《种 莳直说》 引“古法”认为耙功到可以防止作物“悬死、虫蛟、乾死诸等病”，《元史·食货志》纪录仁宗皇庆二年 (1313 )曾复申秋耕之令，认为秋耕可使“蝗蝻遗种，皆为日所曝 死”。《农政全书·蚕桑广类》也重复强调耕翻土地对杀虫的重要作用。
我国民间一直盛行着的“一户不秋耕，万户遭虫殃”、“霜降到立冬，翻地冻虫虫”的农谚，正是这些历史履历 的总结。选育抗虫品种：选择抗虫作物和抗虫品种也是古代治虫法之一，贾思魏《齐民要术》曾纪录86个粟的品种中有14个“免虫”品种，董渭《救荒活民书》引北宋吴遵路的履历：针对蝗虫不食豆苗的特性，教民广种豌豆，以避蝗害。厥后许多治蝗专书都有类似纪录，并总结出除豌豆外，另有绿豆、豇豆、芝麻、薯蓣以及桑、菱等十多种蝗虫不食的作物。
蒙握农时：《吕氏春秋·审时篇》说：“得时之麻… …不蝗，得时之菽…… 不虫，得时之麦… …不蚼蛆”， 《汜胜全书》认为种麦得时无不善，宿麦 (冬麦)早种则虫而有节。强调了适时栽植的防虫作用。《四民月令》、《齐民要术》和《种树书》等还先容了适时砍伐竹木可起防蛀作用的履历。耘除杂草：《诗经》中已多次提及除草，但仍未明确除草与防虫的关系，《吕氏春秋》则把除草与防虫相提并论，但仍未谈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，《种艺必用》认为，若不实时除草， 则作物必为杂草所蠹耗，所谓“蠹耗”，应当包罗虫害在内。
《陈旉农书》 明确提到防虫是桑田除草的目的之一。《沈氏农书》更进一步认识到杂草是害虫越冬和生息的场所，强调了冬季铲除草根的除虫作用，这和农谚中“若要来年害虫少，冬天除去田边草”的说法是一致的。
轮作换茬：《齐民要术》已经提到，但仍未注意到轮作的防虫作用， 《农政全书》认为种棉二年，翻稻一年，则虫螟不生，凌驾三年不换种则生虫害。明确提到轮作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防虫。
《沈氏农书》认为种芋，年年换新地则不生虫害，我国民间也流传着“倒茬换种，消灭害虫”的农谚，反映了人们对轮作防虫作用的极端重视。间作混植：《种树书》中纪录，种柳树时“于根下先种大蒜一枚，即不生虫”。《农桑经·农经》纪录：“蜚地种芥、种麻，则虫自无” 又说“豆地宜夹麻子，麻能避虫”。《农政全 书》卷四十引《博闻录》曰：“园圃四旁，宜多种(野决明)，蛇不敢入”这些纪录，反映了人们 已能使用某些栽培植物防治某些有害动物了。
三、 生物防治以虫治虫：我国劳感人民以黄猄蚁防治柑桔害虫的实践，是世界上以虫治虫的最早纪录，首见于晋代嵇含《南方草木状》(公元304年) ，说是岭南一带柑农，常到市场连窼买蚁治虫 ，“南方柑树，若无此蚁，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，无复一完者矣”。其后，唐代的《岭表录异》，宋代《鸡肋编》，明代《种树书》，清代《广东新语》 、《岭南杂记》、《南越条记》等书均有纪录。
此外，我国民间，恒久以来还流传着使用红蚂蚁防治甘蔗条螟、甘蔗二点螟和甘蔗黄螟的履历，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总结。清代程岱葊还提到“于五月间觅蝗螂窼数枚，置菊左右，立秋前螳螂子出跳跃菊上，不食菊叶，能驱蝴蝶、兼食诸虫”。(《西吴菊略·除害》)这是有意识使用蝗螂除虫的最早纪录。
掩护青蛙：由于青蛙有捕虫的本事，所以历史上一些有见识的仕宦，常用行政气力加以 掩护。《书生挥犀》卷六纪录沈文通 (1025一1062 ) 曾在浙江钱塘禁捕青蛙，南宋赵葵 《行营杂录》则纪录马裕斋在处州禁民捕蛙的事实。
清代王风生在《河南永城县捕蝗事宜》书中也曾提出掩护青蛙用以捕蝗的主张。图2 青蛙捕虫掩护益鸟：《礼记·月令》载有克制在早春时节探巢取卵、捕杀雏鸟的禁令，汉宣帝元康 三年 (前63 ) 曾下诏克制在春夏鸟类繁殖季节“摘巢探卵，弹射飞鸟”。晋代黄义仲 《十三州记》说上虞县有雁为民田食虫除草，县官特别下令禁捕，违令者要处以刑罚。
后汉隐帝乾裕年间 (948一950 )，鉴于鹳鹆鸟能吞食蝗虫，所以就禁捕捉。南宋孝宗时也提出过掩护措施 ，说明掩护益鸟也是我国古代生物防治的措施之一。家禽治虫：使用家鸭防治害虫和有害动物是我国人民的一种缔造。
明代霍韬(1487年 1540)纪录珠江三角洲农民使用家鸭防治稻田膨蜞(Grapsussp)，稻鸭两利，效果甚佳 (《明 经世文编》卷188)。陈经纶首创用家鸭防治稻田蝗蝻的履历，记载于1597年他写的《治蝗条记》中，厥后陆世仪(1611一1672 )《除蝗记》 以及汪志伊、顾彦等的除蝗著作都曾提到 家鸭治蝗的履历。事实上鸭子不仅能除蝗，而且还能捕食稻田中的飞虱、叶蝉、稻蝽、粘虫、 负泥虫等多种害虫，在珠江三角洲沙田地域还能起中耕除草作用。四 、 药物防治前人使用的药物规模颇广：有植物性的，如嘉草、莽草、牡蘜、艾、苍耳、芫荽、烟茎、百部、巴豆、桐油等；有动物性的，如蜃灰、原蚕矢、鳗鲡鱼骨、鱼腥水等；有矿物质的， 如石灰、食盐、白矾、硫磺、砒霜、雄黄、雌黄、汞粉等。
施用方法也多种多样，有的混入种子收藏，有的拌同种子种植，有的浸水或煮汁洒喷，有的薰烟，有的直接塞入或涂在虫蛀孔内， 另有些是混淆使用。同一种药物也经常视工具、时间、所在等情况的差别，而接纳差别的施用方法。五、其他防治方法通过控制温度、湿度、火光和使用治虫器械治虫，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。
控制温湿度：在古代多用于收获物的处置惩罚和种子预措方面，例如王充《论衡》认为藏宿麦 之种，烈日乾暴，投于燥器，则虫不生。如不乾暴，“ 闸喋之虫生如云烟”。《齐民要术》提到 窖麦法“必须日暴令乾，及热埋之”。“ 多种，久居，供食者，宜用劁麦：倒刈、薄布， 顺风纵火，火既着，即以扫帚扑灭，仍打之，如此者经夏不生虫”。
这些都是对种子和收获物的防虫处置惩罚。此外，这种方法，《齐民要术》还用随处理木料方面。认为“凡非时之木，水沤之一月 或火煏（bì）之取乾，虫皆不生”。在种子预措方面，《农政全书》认为“棉子用腊雪水浸过，不蛀”。
《幽风广义》提到“种(棉)时，先取… …棉子置滚水缸内，急翻数次，即投 以冷水，搅令温和”。《农圃便览》提到“ 于种子时以滚水泼过，即以雪水、草木灰拌匀种之”。除虫器械：除虫的器械，履历了从简朴到庞大的生长历程。
从用铁丝钩杀树孔内蛀虫， 用木棍击落树上尺蠖，用鞋底扑打蝗虫等简朴的工具，逐渐生长到较庞大的治虫器械。例如 刘应棠《梭山农谱》( 1717 )纪录有一种专治稻苞虫的虫梳，是一种竹制的治虫工具，双方有齿均可使用，“田家奋臂梳行，(虫)累累就弊矣，血肉俱糜梳齿上”，治虫效果是不错的， 直至解放初期，有些地方仍在沿用。
再如陈崇砥《治蝗书》( 1874 ) 纪录了一种专治粘虫的滑车，并附有插图和形制说明。认为只要用一人把滑车“推入垅间，则两旁插尺包抄禾苗，拨动虫物滚入布袋… … 换垅推之 ，数次可尽”。确是一种极具巧思的缔造，直至本世纪五十年月初，华北地域仍有接纳。
总之，我国古代治虫法，履历富厚，方式多样，其特点是成本低廉，方法轻便，人畜宁静，较能维持生态平衡。其中不少方法，如轮作倒茬，选育抗虫品种和生物防治等等，不光至今仍在沿用，而且在以后植物掩护科学的生长中也有其重要的职位。固然古代治虫法也有原始粗拙， 费时费工，效率不高等等局限性，尚需以现代科学方法给予总结、革新和提高。文章泉源：沃土可连续农业生长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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